虽然在Gertz案中，法院否定了这一点，但从公众人物的认定标准，尤其是局部性公众人物的认定标准来看，是否涉及公共议题或公共争议至少是认定公众人物的必要标准。
摘要: 自2010年以来，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争论便成为宪法学界的重要事件。政治不能从国家——人民的政治统一体——中分离出来，所谓国家法的去政治化不过是国家法的去国家化。
构成政治的要素是行动和语言，而且行动越来越需要通过言语的修辞和劝说来推行，而不是通过暴力。它是一般的法理，而非特别的国家法或者国际法规范的解释。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在施特劳斯（Leo Strauss）看来是古典政治哲学真正的敌人，[29]侧重的是历史在今天的有效性以及这个时代具有正当性的价值观，也因此常与民族性联系在一起。相关文章可参见翟小波：《宪法是关于主权的真实规则》，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但以上诸种历史主义的态度都需回到如何避免历史主义所产生的价值虚无的悲剧这一根本性问题。
[6]这种保守主义的立场具有三重面向：主张恢复传统的文化复兴论者。就此而言，中国的宪法学者面临与之相似的问题，中国的立宪史也是在救亡优于启蒙[68]富强为体、宪政为用[69]的背景下强调民族和国家。行政公开包括行政活动与信息公开等，其法理基础是民主政治原则。
[17]参见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页。如果尚未构成犯罪的，由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因此，《反腐败法》不是具体单行法的附赘。第二，反腐败的基本法律原则。
意大利《反腐败法》第1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反腐败机关的指定及其职能。本来党纪严于国法，当前存在的现状是地方纪委对很多腐败案件的查处大多采用的是刑事犯罪标准。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是特别的信息公开事项，至2010年年底，在收入世界银行数据库的176个国家中，146个国家建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反腐败法》有必要将党领导反腐败的重点经验、原则系统梳理纳入其中。在我国，对腐败行为的处罚存在三元制裁体系：腐败犯罪行为由刑法根据各个犯罪的构成标准进行定罪量刑。问题是： （1）实践中，纪委对反腐工作起主导作用，但它却不属于国家层面的反腐败机关，与公约的要求不符。
第六，举报人保护制度。进入专题： 《反腐败法》 制度反腐 权力监督 顶层设计 。从监督主体上看，权力监督的逻辑有权力监督权力、权利监督权力两种，反腐败基本法的建构需要致力于这两个监督逻辑的推进，这也是其主要内容。财产申报制度常常把某些拥有不明不白收入的官员推到不得不对自己的财产来源加以解释的难堪境地，这无疑增加了权力腐败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树立政府廉洁的形象。
1995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中央纪委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制定的最系统的一部国际反腐败基本法，将之整体转化到国内法有两种方式：一是全部靠国内具体单行法实现。
对于《反腐败法》的顶层设计作用及其路径，可以在以下疑问的回应中得到阐释。200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第66条第2款提出保留），根据条约必须被信守的国际法原则，我们有义务将反腐败公约在国内予以实施。
更有意义的是，在国际社会上公开声明中国的《反腐败法》，将更加显示我们反腐败行动的高度合法性，宣示履行国际公约的决心以及致力于全球反腐败的国际责任，赢得国际信任，更加顺利地进行双边、多边合作，获得更大的话语权。邓小平曾经指出，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应松年：《预防腐败，制度建设是关键》，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自1997年十五大至2012年十八大以前，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定的廉政建设的各种规范性文件达二千多件。这表明，在2011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成之后，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际上还未建成，十多年来，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反腐败制度（法律）体系仍然处在建设进行时，好在已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姿态进入到了国家立法机关视野。十八大以后，反腐工作进入新常态，中共中央将加强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纳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
[24]但没有制度也是万万不能的，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乱之机系事始（《程氏粹言•论政篇》），好在当前制度反腐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反腐败法》为统领制定一个严密的制度笼子作为起点，然后将权力关进去，反腐败的未来，就值得期待。例如，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意大利《反腐败法》第35条提出：授权政府，在不增加或者扩大公共财政负担的情况下，自本法律生效之日起6月内，制定一项立法性命令，重新调整关于公共行政部门承担公开、透明和信息发布义务的规范，按照以下原则和指导性标准，修改或者补充现行规则，或者规定新的体现公开性原则的程序……。
《反腐败法》所起的作用就是：通过顶层法律设置，为财产申报施加更大压力和激励，如果仅仅将确立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国家计划或执政党行动纲要计划，则这个制度可能更加遥遥无期，实践中很多立法计划的无疾而终正说明了这一点。十八大至今，仅人民出版社《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2015年最新版）》收录的党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近40件，这还不包括各省根据中央文件制定的本省执行条例等。
冀洋，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南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一）是否要将《反腐败法》编纂成一部系统的反腐败法典？ 反腐败法律涉及行政、刑事及实体、程序的各个方面，率先制成一部诸法合体的反腐败统一法典并不现实，有观点转而认为，可以分情况分别立法，然后将所有规范统合起来汇集成一部统一的融腐败犯罪惩治法、腐败犯罪预防法、腐败犯罪国际合作在内的《反腐败法》。
况且，地方纪委、检察机关在动辄以十万元为定罪门槛的反腐惯性下，能否落实修正案确定的较高的刑法容忍度还有待观察，更不用说所谓零容忍了。[10]《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了各种预防惩治腐败及促进反腐国际合作的规定，相关条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制订/设立/采取……（非自动执行），因而落实公约的方式就是根据反腐败公约制定腐败治理的专门法律而不是直接适用公约，这对我国如何将公约转化为国内立法提出了考验[15]参见周佑勇主编：《行政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查证腐败行为或者腐败现象的曝光都是在腐败之后，腐败治理的首要方式就是事后惩罚，这也是人们对腐败与反腐败最直接的感观，因而合理组织对腐败行为的惩罚事关反腐败的第一次行动成效。
这些规范指定某些行为类型是可允许的，另一些则为被禁止的，并在违反出现时，给出某些惩罚和保护措施。财产申报制度常常把某些拥有不明不白收入的官员推到不得不对自己的财产来源加以解释的难堪境地，这无疑增加了权力腐败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树立政府廉洁的形象。
意大利《反腐败法》第1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反腐败机关的指定及其职能。我国向来不缺少防止利益冲突的公职人员守则，只不过这些规则多见于党的纪律文件，如《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等，这些准则十分零散，且未形成统一的国家立法，存在规范普适性难题。
1995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中央纪委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冀洋，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南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参见《新西兰官方信息法》，孙平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作为行政机关的监察部门只负责对行政人员的监察，纪委与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二者在反腐工作中的地位却并不平行。例如，财产申报是预防腐败的必要措施，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推行铁腕反腐制度时曾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其实，毋需旁征博引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只要承认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第2条），那么作为人民公仆的公权机关向人民这个主人翁公开其权力活动及信息，就是他的天然使命。[15]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基本立场是政府中心主义，没承认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民主政治原则。
通过顶层法律设置为具体法的制定施加压力与激励，为具体法的修定提供基本要求或框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是特别的信息公开事项，至2010年年底，在收入世界银行数据库的176个国家中，146个国家建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十八大以后，反腐工作进入新常态，中共中央将加强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纳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直接确立一些反腐制度。